国产特斯拉史上最低价效果立竿见影，新势力车企承压应战******
1月15日，上海下起了雨夹雪。下午2时许，在上海的一家特斯拉中心，依旧有着7组用户冒雪前来看车。“最近到店客流明显增加，今天如果不是下雪，来看车的人可能会更多。”销售人员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和传统的商超店不同，这家特斯拉中心位于近郊产业园附近，其选址更加接近传统4S店，到店的用户都是专门来看车而不是“顺便来逛逛”。
1月6日，特斯拉大幅下调部分产品的售价，Model 3起售价为22.99万元，Model Y起售价为25.99万元。如果追溯到去年首次降价前的价格，Model 3起售价至今降幅已达5万元，创下国产特斯拉历史价格新低。
降价给特斯拉的终端表现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过去数日里，记者通过现场走访和电话调研等方式采访了全国多个城市特斯拉门店，了解到二三线城市特斯拉门店客流与订单数在特斯拉本轮降价后急剧增加，部分城市门店的订单数环比12月增幅达到了500%。
特斯拉以价换量效果立竿见影
2023年1月1日起，持续13年的新能源新能源国家补贴正式结束，包括比亚迪、大众等车企应声上调产品价格，以对冲国补退出后上涨的成本，但这些车企并未完全将国补退出后的成本上调转嫁给消费者，以比亚迪为例，其产品上调2000~6000元，而2022年国补最高额度为12600元。
此外，有部分车企宣布暂不涨价，即补贴差额完全由车企承担，例如小鹏汽车明确表态不涨价。湘财证券的研报认为，现阶段中国市场上车企竞争压力大，竞争激烈下车企对于涨价持谨慎态度，预计车企会在很大程度上承担补贴退出的影响。
而特斯拉却在大部分竞品涨价或保持售价时一反常态。过去几年间，被认为以成本定价的特斯拉调价非常频繁，2021年国补退坡时，特斯拉便应声涨价，2022年先涨后降，但在2023年国补正式取消后，特斯拉进一步下调产品价格，多款产品给出入华以来的“历史最低价”。部分车企的营销人士认为，特斯拉频繁的降价，虽然短期内会拿到更多订单，但也会伤害品牌溢价，过去几年，特斯拉正从豪华品牌市场下探到大众消费市场，这种变化对特斯拉并不一定不是好事。
全国汽车消费服务平台“车fans”创始人孙少军表示，在宣布调价后的第一个周末，特斯拉门店平均收到110~130个真实订单，订单量有着明显的提升；进店量环比增长450%左右，同时客户以直接到店为主，电话邀约到店数量较少。
这次以价换量给特斯拉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同时也给比亚迪等车企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在特斯拉开启降价之后，一位比亚迪销售人员告诉记者，已有数位海豹和汉的预订用户退订转购特斯拉。部分车企的电动车部门则连夜开会，商讨应对策略。
“之前我看过极氪、蔚来、特斯拉等几个品牌，特斯拉内饰太‘朴素’，智能配置也不如中国品牌产品，性价比有些低，最早就被我排除；但是最近降价之后，性价比一下子就上来了，现在又让我有些纠结了。”在特斯拉门店里，一位正在看车的客户这样告诉记者。
在价格调整之后，特斯拉两款产品均进入了25万元左右的售价区间，和小鹏、比亚迪等品牌的新能源产品产生直接竞争。国泰君安证券的研报认为，特斯拉此次大幅降价对于部分新势力的竞品车型带来直接压力，尤其是在部分竞品车型2023年以来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提价，预计竞品车型会采取一些明升暗降的价格措施。
1月13日，赛力斯AITO问界宣布多款车型调价，成为特斯拉之后首个降价的新势力车企。其中，问界M5 EV降幅2.88万元至3万元不等，起售价下调至25.98万元，问界M7降3万元至28.98万元起售。对于老车主，问界则为首任车主提供总价值3.3～3.5万的权益。
不过，绝大多数品牌目前尚未跟随特斯拉下调价格。
“特斯拉的利润比较厚，有成本去打价格战，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某车企管理层人士崔野(化名)表示。
“这几年新能源汽车成本大幅上涨，到现在锂电池等核心零部件还没有看到价格的明显下调，蔚来、小鹏等头部造车新势力，甚至包括来自传统车企的埃安等都没有走出越卖越亏的‘怪圈’。”崔野告诉记者，而特斯拉的毛利率在车企里堪称一骑绝尘，在国补取消和成本没有明显下降的情况下，其它车企很难全面跟进特斯拉。
虽然没有如同特斯拉一样官宣降价，但部分车企加大终端优惠，以增强产品的竞争力。近期记者在致电一家新势力车企门店时，销售人员表示目前部分热销产品已有现车可售，具体优惠可以“到店详谈”，其朋友圈海报则显示，该品牌部分产品置换优惠+展车折扣最高可达3.9万元。
“特斯拉在1月的降价，也有可能带来影响未来半年新能源车市格局的‘蝴蝶效应’。”崔野认为，此前业界普遍预估2023年第一季度甚至上半年，新能源车市将承受较大压力，特斯拉降价大抢订单，在上半年新能源汽车消费预期疲软的情况下，进一步加大其它车企的压力。
新势力车企承压欲降本增效
尽管特斯拉方面依旧表示，本次降价背后的核心驱动原因依旧是技术驱动带来的成本下降。但部分业内人士和部分研究机构均认为，特斯拉价格下调背后的原因是订单储备的不足。
海通证券的研报认为，特斯拉本次降价的背后，是在高通胀打击消费购买力、美联储激进加息和全球疫情的大背景下，特斯拉逐渐暴露出隐忧，产销量已连续三个季度出现供过于求，全球交期水平已见底。
“如果要保持销量增长态势，就不得不降低价格，要不然销量增长速度将放缓。这是一个选择。”特斯拉公司CEO埃隆·马斯克近期曾公开表示，2023年全球经济将陷入衰退，届时民众对于汽车等高价商品的需求将会下降。
业界普遍认为，今年第一季度或上半年，中国车市亦将承受较大压力。
东方财富证券的研报显示，2023年，整车企业将进入战国时代，弱势企业将被淘汰。特别是近期特斯拉连续降价，结合汽车产业发展规律，未来几年整车企业之间激烈的价格战不可避免，新能源车和燃油车，传统势力和新势力都会出现非生即死的比拼。
“不管是供应链还是消费者需求的信心，肯定都有一个恢复的过程，我认为2023年上半年在供需两端的压力都会比较大，但需求的压力肯定会更大一些。”蔚来汽车董事长、CEO李斌表示，一方面是因为部分用户购车需求提前释放，另一方面则是消费信心也需要时间恢复，2023年上半年，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面临的挑战将会非常大。
过去数年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增长下，带动了国内新势力车企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催生出了直营、服务型车企等新的商业模式。部分传统车企，亦开始模仿新势力车企带来的新模式。
“在上海一个商圈建商超店，一年的店租和人力成本大约将近800万元，如果没有主机厂的建店补贴，基本是赚不到钱的。”上海某新能源品牌商超店负责人告诉记者。
近两年来，新能源汽车保持了近乎年均100%的复合增长率，市占率已接近30%。多位车企高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均表示，新能源汽车市场已从原来的技术尝鲜、政策引导，迈入了大众普及阶段。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认为，未来随着新能源车从旺销到平销，新能源车的营销模式也需要探索改变。
目前，蔚来、小鹏、理想以及零跑等多家新势力车企均进行组织架构的调整或内部流程的优化。
理想汽车董事长、CEO李想在一份内部信中表示，组织升级是企业进入更大规模和更难阶段最重要的考试题，90%以上失败的企业其实并非是业务出现了问题，业务出现问题只是表象，而本质是组织能力与规模扩大、行业变化无法适配。
李斌最近在内部全员信中也表示，需要对2023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困难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目前已到资格赛后期阶段，需要更出色的表现才能赢得参与决赛的资格。他还称，将优化低效部门和项目。
近期，零跑汽车宣布将原有的二十多个部门整合集成为十二个一级组织。
小鹏汽车除了调整组织结构，还频频挖角传统车企高管。在原吉利系高管易寒加盟小鹏汽车之后，原长城汽车总裁王凤英被传将接替何小鹏出任小鹏汽车CEO，小鹏汽车对此回应称：“目前调整仍在进行中，欢迎各界优秀人才加入小鹏，如有进一步信息，会及时与大家分享。公司将继续在何小鹏的领导下向前发展，何小鹏依然会是这家公司的最高负责人。”
“比如我们在2021年定的战略规划是期望做成一个有很好利润的公司，但是2023年我们看到市场的变化是，智能汽车会像电脑、智能手机的发展一样，最终只有三家到四家。”何小鹏近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是说。
多地发放数万元育儿补贴：能否释放生育潜能，除了发钱还应做什么******
又一地方政府用“真金白银”激发生育潜能。1月11日，据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官网消息，近日，深圳市卫健委就《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管理办法》初步拟定深圳市育儿补贴标准：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3000元，另外每年发放15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75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2500元；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5000元，另外每年发放2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1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3667元；生育第三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10000元，另外每年发放3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9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6333元。
深圳市卫健委指出，适时建立育儿补贴制度，按照递进式差异化发放育儿补贴，能够有效提振市民生育子女特别是生育二孩、三孩的意愿，进一步释放市民生育潜能，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延长人口红利窗口期，让人口红利长期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助推器。
澎湃新闻梳理发现，自2021年以来，从省级到市县，目前已有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比较而言，市县的政策措施更细化。从措施内容来看，以现金补贴为主，部分地方还提出了住房等方面的倾斜政策。
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以现金补贴为主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印发，明确指出，当前，进一步适应人口形势新变化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新要求，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具有重大意义。
同月，全国优化生育政策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强调切实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相关经济社会政策与生育政策配套衔接，减轻群众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这场会议召开次日，四川攀枝花即宣布率先发放育儿补贴金，对2021年6月12日及以后，按政策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孩子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
后来，更多地方陆续开始探索育儿补贴制度。
省级层面上，《广东省公共服务“十四五”规划》提出，探索对生养子女给予普惠性经济补助；浙江规定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实际，对三周岁以下的婴幼儿家庭给予育儿津贴、托育费用补助；北京明确逐步建立完善家庭养育补贴制度。
此外，湖南、吉林、黑龙江、云南、福建等地均提出通过补贴制度鼓励生育，黑龙江还要求适当向边境地区、革命老区倾斜。
相较于省级层面的要求，一些地级市及区县则出台了更加细化的措施。除较早探索育儿补贴制度的攀枝花市外，陕西省汉中市对夫妻双方以及生育子女的户籍均在该市，符合政策生育第二个子女和第三个子女的家庭，由子女户籍所在地县区分别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2000元和1万元；湖北省安陆市对本市户籍人口2021年5月31日后按政策生育二孩、三孩的夫妻，每月补贴200元、400元，直至幼儿年满3周岁。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金补贴之上，一些地方叠加探索住房等方面倾斜政策。如，北京市明确，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的家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可以纳入优先配租范围，并在户型选择等方面予以适当照顾；湖南长沙则对依法生育两个及以上子女的本地户籍家庭，增加1套购房指标，根据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在户型选择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生育二孩、三孩的临泽户籍常住家庭，在县城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4万元的政府补助，在各中心集镇等集中居住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3万元的政府补助。
还有一些保障措施包括，江苏省明确企业在女职工产假期间支付的社会保险费用，生育二孩的给予50%的补贴，生育三孩的给予80%的补贴；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在该县辖区内公办幼儿园就读的户籍常住家庭，二孩每生每学年给予1000元的资助，三孩每生每学年给予2000元的资助；安徽省规定，公民接受绝育手术后要求再生育的，其恢复生育手术的费用由受术者所在单位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给予补助。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表示，育儿补贴，实际上是一种以经济支持为内容的生育支持政策，“支持生育的政策，包括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种是经济支持，第二种是劳务支持，比如托育托幼机构的建设，第三种是时间支持，比如育儿假、产假等。”
任远同时指出，育儿补贴在不同地区的效果可能不一样，“在经济发达地区，育儿补贴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因为在这些城市中的生育成本、儿童养育、儿童教育的成本都非常高，以及母亲生育的机会成本也非常高，育儿补贴对于生育行为的激励作用不会很高。但是在一些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生活成本比较低，生育和养育的成本也相对较低，同样的育儿补贴，对于提高生育率的效果可能会更为明显。”
对此，任远建议，需要结合不同地区人们的具体生育需求，根据人们在生育过程中面临的工作-生活、养育、教育等具体困难，来提供相适应的生育支持政策。比如，一些发达城市中，家庭生育碰到的主要困难可能主要是来自工作和家庭的冲突，女性的职场压力会降低其生育意愿，此外，家庭的小型化使家庭内部育儿有一定困难，因此，对这些地区，可能最主要的生育支持政策要放在托育托幼政策的支持上，以及发挥企业对于工作和家庭平衡的支持作用也很重要。
生育意愿尚未得到满足
深圳市卫健委在此次《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的起草说明中指出，近年来，我国人口增速持续放缓，结婚率逐年下降，又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生育水平持续走低，人口形势面临重大挑战。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生育水平。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仅为1062万，妇女总和生育率降至1.15，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生育水平，与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的稳定在1.8左右的生育水平相去甚远。
在各地陆续探索育儿补贴制度后，公众更关注“真银白银”补贴后的效果。
其实，少子老龄化的问题在日本、韩国也已存在多年，且两个国家都进行了一定育儿补贴政策。
澎湃新闻近日报道，2022年年末，韩国总统直属低生育及老龄社会委员会公布《人口结构变化应对方案》，将增加育儿假和津贴，并将修改法令使非婚生子女在制度方面不再受到歧视，还将促进移民、外国人和老年人的就业。日本政府则计划从74岁以下人群的医疗保险费用中抽取资金，从今年起将一次性生育补贴提高到5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5940元)，较去年增加8万日元。
“日本、韩国生育率的下降，比中国要早，同时中日韩三国在文化上有相似的地方，所以日韩在低生育率背景下提供的生育支持政策，对我国的生育服务和支持政策制定有较大启发。”任远说，从已有的文献看，日本和韩国的生育津贴政策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特别是韩国，“这也反映出生育补贴政策，对于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和经济高度发展地区人们生育意愿的支持作用有限。”
任远指出，采取一系列的生育配套服务和支持政策，使一些希望生育但是生育意愿并未满足的人群得到服务和支持，还是可以提高生育水平的，“比如我国的生育意愿现在是1.6到1.9，但是实际生育水平只有1.3，意味着只要通过生育服务和支持，使人们的生育意愿得到更好的满足，我们的生育水平是能够提高的。”同时，任远提出，在更深层次来看，在现代社会的生育文化中，生育的价值本身在逐步减弱，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发展，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在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在减弱。如果人们本身并不想生育，通过各种生育支持政策来提高生育水平的效果是有限的。因此，对于国家生育政策来说，还需要在生育文化建设上做一些改变，“在计划生育时代，形成了‘只生一个’的生育文化，独生子女一代人认为，生一个孩子是家庭生活的基本形态。在低生育率背景下，这种生育文化需要改变。孩子的经济价值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逐步减弱，我们需要在文化上强调孩子的情感价值、强调孩子作为生命的价值，强调生育和抚育孩子的成长对自身人生成长的价值，通过这种观念上的重新塑造，使人们觉得生育是有意义的，才能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再加上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改善，才能从根本上使生育动机和生育意愿得到提高。”
